过去两年，各地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经济总体实现积极恢复，但仍有部分地区经济增速未接近中长期趋势水平。差距就是空间，2022年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做好区域经济工作，要分析疫情后区域经济恢复的进展和问题，把握积极趋势，解决突出困难，推动区域经济加快回归合理增长区间。
一、疫后两年区域经济恢复的主要特征
（一）多数地区两年平均经济增速已接近趋势水平，但经济恢复结构不平衡
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平均经济增速已恢复至疫情之前两年的80.3%。从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看，“十三五”前4年我国GDP年均增长6.6%，是“十二五”GDP年均增速的83.2%，按此趋势推算，我国“十四五”经济增速的趋势均值为5.5%左右，2021年GDP两年平均增速已恢复至趋势增速的92.7%。分省看，2021年全国有20个省级区域的GDP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以上，有18个区域的GDP两年平均增速恢复至疫情前两年平均经济增速的80%以上，有23个区域的GDP两年平均增速恢复至区域趋势增速的80%以上。
从区域经济恢复结构看，在生产侧，各地区第一产业增长恢复总体好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增长恢复好于第三产业。在需求侧，各地区出口增长恢复总体好于投资，投资增长恢复好于消费。从居民收支看，各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恢复总体好于居民消费支出（见下表）。
（二）区域经济格局在疫情影响下仍呈现积极变化
从生产侧看，东部地区基本盘稳固，中西部地区总体持续追赶，南北经济格局出现积极变化。2021年东部地区GDP两年平均增长5.5%，占全国GDP比重比2019年提高0.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GDP两年平均增长4.9%，占全国GDP比重比2019年下降0.2个百分点，但除了受疫情、灾情影响较大的河南、湖北以外的中部4省占全国GDP比重比2019年提高0.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GDP两年平均增长5.3%，占全国GDP比重比2019年提高0.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GDP两年平均增长3.6%，占全国GDP比重比2019年下降0.2个百分点。从南北格局看，2021年北方地区占全国GDP比重35.2%，比2019年下降0.2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地区在疫情等因素影响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而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则比2019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
从需求侧看，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区域格局在持续形成。2020年至2021年，东部地区以美元计价的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5.1%，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出口年均增速则分别高达24.9%和19.8%，中西部地区货物出口额占全国比重合计上升1.8个百分点，对国际循环的参与度持续提升。国内消费方面，四大区域板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过去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4.0%、4.1%、4.5%和0.1%，中西部地区对于国内需求的支撑作用也在进一步增强，特别是中部地区在疫情、灾情严重影响下仍然实现了消费相对快速增长，殊为不易。
（三）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持续推进
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产业发展趋势下，决定区域产业结构层次最重要的是汽车、电子设备两大产业链的发展水平。从汽车、手机、电脑、集成电路等典型工业品产量看，过去两年我国区域产业转移推进较为顺利。2021年，东部地区生产汽车1261万辆，占全国汽车总产量比重较2019年下降0.6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生产汽车1061万辆，占全国产量比重提高3.2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生产手机9.2亿台，占全国手机总产量比重下降1.3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生产手机7.4亿台，占全国产量比重提高1.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生产微型电子计算机1.7亿台，占全国微机总产量比重下降10.8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生产微机3亿台，占全国产量比重提高10.7个百分点。集成电路方面，过去两年东部地区产量年均增长35.4%，西部地区产量年均增速也高达33.7%，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后发地区的集成电路生产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南北产业格局看，过去两年北方地区的汽车、微机、彩电等工业品产量占全国比重都有明显上升，表明南北地区之间的产业发展差距正在缩小。
二、区域经济恢复面临的突出困难
（一）湖北、河南经济发展速度与常态水平还有较大距离
湖北、河南两省拥有1.57亿人口，区域生产总值接近10万亿元，疫情之前，两省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10%左右，是支撑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力量。过去两年，湖北、河南是全国受疫情、灾情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两地GDP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3.6%和3.8%，较疫情之前两年的平均增速分别下降4.0和3.4个百分点，增速降幅在各地区当中是最大的（见上表）。更为困难的是，两省不仅需求增长受到较大冲击，产业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也受到明显影响：过去两年两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较疫情前分别下降4.2和4.4个百分点，湖北省集成电路产量两年累计下降50.3%，河南省手机产量累计下降26.7%、汽车产量累计下降14.7%，尤其是湖北省的制造业投资两年累计下降10%，这种程度的供给冲击在其他区域是极少见的。面向未来，两省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没有改变，广阔的发展空间没有改变，但两省要加快消化供给、需求双重冲击，及早回到经济增长常态轨道，除了自身努力，还需要借助外部支持。2022年两省经济增速如能恢复到趋势水平，可以拉动全国GDP增长0.8个百分点，为稳定全国经济大盘贡献重要力量。
（二）部分后发地区结构性问题暴露，面临投资失速风险
投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有力抓手，但也是一把“双刃剑”，过度投资、低效投资反而会形成风险。我国不少后发地区长期依靠高强度的负债和投资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在实现经济快速追赶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风险隐患。2019年，全国有7个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相对GDP比例高于100%，包括青海（148.8%）、西藏（125.1%）、广西（117.1%）、江西（108.6%）、贵州（108.1%）、河北（107.4%）和陕西（104.5%），其中部分区域的投资相对GDP比例已多年超过100%。过去两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明显变化，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问题开始暴露。2021年，青海、陕西、贵州、西藏等4个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分别下降2.9%、3%、3.1%和14.2%，投资两年平均增速分别比疫情前两年下降13.8、5.9、8.1和8.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降幅在各地区中较为突出（见上表）。投资增速大幅下降，不仅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还会造成区域财政、金融条件恶化，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制约投资，从而形成经济增速与投资、财政、信用增速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目前，全国仍有4个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相对GDP比例高于100%，有8个区域投资相对GDP比例高于90%，其中主要都是中西部区域，这些区域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持续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压力，要避免由于过快区域去杠杆造成财政金融风险。
（三）部分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
2021年，北京、上海居民可支配收入两年平均分别增长5.2%和6.0%，分别较疫情前两年平均增速下降3.6和2.5个百分点，是过去两年除湖北、河南以外居民收入增速降幅最大的两个地区（见上表）。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对两地的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过去两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增速下降6.5个百分点，其中55%的降幅是由居民收入增速下降所导致的。北京、上海是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区域，其遇到的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领先性，是其他区域未来可能都将面对的问题。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同分项的增速变化看，与全国相比，北京、上海两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受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下降的影响相对更大，受经营性收入下降的影响较小，这说明两地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主要不是受疫情影响，更有可能与互联网、教育、金融、房地产等服务业加强规范管理的影响有关。过去一段时期，相关行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形成了一些不合理收入甚至是灰色收入、违法收入，对此加强规范管理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应高度重视的是合理的居民收入正面临增长动力缺失，其主要制约在于能够创造大量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知识型服务业的管理和准入制度还没有理顺，居民住房、金融资产等财产性收入合理增长机制还不完善。未来要更加注重政策连续性，否则破旧的政策推出后，立新的举措如果没有及时跟进，就会对居民收入增长、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三、2022年做好区域经济工作的思路建议
一是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制定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合理统筹稳增长、防风险和调结构。目前，各地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已明确了GDP增长目标，如全部实现，全国GDP增速可以达到6.1%。但结合实际看，不同地区完成所提目标的难度不同。总体上，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趋势增速基本一致，而部分转型发展面临困难的地区提出的增长目标高于经济趋势增速。党中央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经济工作要求，内涵目标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也需要质的稳步提升，还需要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如果不顾区域实际，采取不合理方式推动GDP数量增长，导致风险积累甚至暴露，就违背了稳中求进的要求。因此，各地区经济工作应当结合实际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各有侧重。发展优势地区在稳增长方面要主动承担责任，多做一些，发挥好压舱石作用，积极帮助支持其他区域经济恢复。转型发展面临较大困难、风险的区域要把调结构、防风险摆在更重要位置，对任何风险都不能抱侥幸心理，要积极稳妥化解，避免由于局部风险处置不当造成全局影响。
二是各经济领域工作都要重点关注和支持困难区域。在消费、投资、外贸、制造业、服务业、房地产等领域，疫后恢复困难的区域有所不同，其中有些困难是短期的，在一定外力支持下就可以实现恢复性增长、补偿性增长。如果区域过去两年的恢复缺口较大，未来的补偿性增速甚至可以超过趋势增速，可以作为稳增长的抓手。因此，各领域主管部门不仅要制定本领域支持各地疫后恢复的普适性政策，还需要针对疫后恢复困难的区域推出一些“量身定制”的政策，在政策研究和实施过程中要加强对相关地区的调研和指导。比如商务部门要重点关注疫情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幅度较大的区域，工信部门要重点关注制造业投资增速降幅较大的区域，金融部门要重点关注社会融资出现明显收缩甚至有信贷“塌方”迹象的区域，住建部门要重点关注房地产销售和投资下行压力较大的区域。对于湖北、河南两个经济恢复欠缺较多的区域，发改部门应牵头制定继续支持两省恢复发展的一揽子政策。
三是抓紧研究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中长期改革。区域经济是结构问题的“观测器”，不少结构问题都会在典型区域集中表现，可以从区域层面分析研究、安排试点、推进改革。目前要重点关注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问题，房地产业结构性改革问题，传统城镇化动力衰竭、地方财政体系需要重塑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都指向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需要重构这一重大课题，要组织开展系统研究，争取今明年形成框架性改革方案并启动试点。
